汪涌豪 |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范式意义
◆借着他的大著，引出个人很多思考。其中，如何克服体系构建的冲动，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和“整合的历史观”，重新认识史实追索、史文互证之于近代小说研究的意义，进而复原更具幅宽与纵深的小说史的原始景观，显得特别迫切和重要。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大康所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以6册逾300万字的篇幅，全面网取与近代小说相关的史料，包括作家概况、地域分布、新作问世、旧作再版、读者反馈、官方态度，还有小说理论及报刊、杂志、书局等出版机构，为再现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提供了信实的基础。
近代小说创作形态之丰富与变化之剧烈，实为唐宋以来所未见。但长期以来，学界研究重心一直围绕几部重要的作品展开，并且受机械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影响，即使知人论世，史文互证，也多注意作者思想倾向与时代之间的单向联系，鲜有对上述复杂形态与变化的动态把握。
陈大康先生基于小说创作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质疑“社会-作家-作品”的既有研究模式。故针对此期创作所凸显出的精神产品与文化商品的双重品格，还有作者求利动机与作品获利特性的交互关系，他在观念上强调由“小说作品史”向“小说创作史”的转换，在方法上又提出“创作-传播-创作”的观照路径。
准此，他历时14载，竭泽而渔式地搜讨文献，终得以一种介于年谱与文学史的独特体例，汇总并勾连起殊散的史料，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地安顿了近代小说5359种，其中从未著录与论及的达千余种。此外还有作者译者1987人，书局418家，报刊311种，中外关系人士3374人，另未刊布小说但留下相关材料的书局、报刊无数。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能在聚焦一线作家作品之外，留心作为其历史性展开的生动环衬，那些底层边缘的人物与事件。它们通常散见于冷僻的文献中，又难为预设的逻辑所涵盖，但因保存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其纷纭的展开过程与曲折的演进轨迹，足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样貌，将人带回到小说发展的历史现场。此外，又能在聚焦作品的内容之外，留心其物质形态与载体的变化。类似如何从传统的作坊生产与雕版刊刻，转为先进技术设备支撑的成规模印刷，如何在报章上连载刊布，并假广告迅速传播。其间，厂房、机器与纸张的情况，作家的坚持与报馆的主张，包括所有这些之于读者的交互影响，均被他一一收于笔下。以致许多积久的成说，乃或前人集矢的公案，都得到颠覆性的彰明和解答。
譬如，以往研究对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评价甚高，作者的编年表明，其实庚子国变后，呼吁改良小说的识者甚多，《杭州白话报》与北京小说改良会是其中较著者，梁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不过综合诸家之说而发扬之，故视其为文学突变，并夸大其个人作用，与史实不符。又如许多论者对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的意义每多肯定，但作者的编年发现，此次征文活动启事及应征稿均显示，那不过是一次宗教性活动而已，不仅其应征者多为教徒，来稿多非小说，而且也未及时发表，故虽可用以见证教会的活动与教徒的心态，间或也可见其对文学的理解，但从根本上说并未对小说发展产生影响，也与后来的“新小说”无关。
类似的发现与发覆，本书各处多有。或以为，有些问题比较琐屑，牵出的作品也难称上乘。但正如作者所说，作品的品质与它在小说发展史上的价值不相等是常有的事，对近代小说而言尤其如此，平庸之作的群起叠出，正是其时小说创作演进的特有方式。所以，他醉心于相关史料的发见，希望经由个人的努力，尽可能多地在一个平面上标出点来，然后由其串连成一条足以映象近代小说运动状态的真实曲线。现在看来，他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借着他的大著，引出个人很多思考。其中，如何克服体系构建的冲动，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和“整合的历史观”，重新认识史实追索、史文互证之于近代小说研究的意义，进而复原更具幅宽与纵深的小说史的原始景观，显得特别迫切和重要。
诚如作者研究所揭示的，近代小说开放给人认知的面向无限广阔，能容纳的思考维度与叙事方法也绝不止一种。其间，重视小说生产而不仅是小说创作的特点，特别是小说与传播、消费的关系，完全可以更圆满地解释在资本因素日显突出、城市经济日渐成熟、市民社会日趋发育，书局利益诉求与读者消费需求日益升涨时代，小说创作的诸多问题。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接受着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近代小说才得以持续发展，并与之永远共处于一种特别的关联之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多种通史在内，近代小说研究对此渐有共识，开始普遍重视小说生产史、传播史，以及各种物质要素的综合研究，出现了像郭延礼《传媒、稿酬与近代作家的职业化》、袁进《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刘永文《西方传教士与晚清小说》、潘建国《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包括作者《论晚清小说的书价》等一系列论文，乃至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近代文学编年史。但改变的力量依然微弱。有人研究古代向现代的转捩，但只游走在转捩的意义辨析和近代文学观念的基础变动而失之粗；有人引入文化学或文学生态学理论，但只泛论其时小说在文化上的基本选择和近代文人的生存状态而失之浅。至于有的大中华20世纪文学史，开卷将百年文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三种模式，通篇的宏大叙事。如此高头讲章，放诸文学史、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也通，独独不贴合近代小说，尤为可叹。
这里说到了“二十世纪文学”这个概念。本来，有鉴于过去研究现代文学都从“五四”新文学说起，而实际上晚清文学革命与之一脉相承，论者拈出此概念以求整体打通，从学理上说并无不当，甚至很有道理，毕竟“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初胡适、郑振铎和钱基博等人也都是将近代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相联言的。问题在如何展开这种联系。倘若像作者指出的那样，仅为说明现代文学而掩夺其本有的完整性与特殊性，就会产生问题，因为近代小说不仅是现代小说的上源和启导，它自身还有浓重的传统继承色彩。但遗憾的是，除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等个别著作外，许多冠以20世纪文学之名的专著恰恰都只是拉近代作引子，结果将后者说没了，前者的贯通也未做到。至于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将论说重点全放在现代，并不顾从传统到现代为一连续性过渡的事实，执拗地将这种变化定义为断裂，更使得所谓打通仅停留在书名之上。正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作者的工作显出了意义。这部编年史告诉我们，近代小说中的许多变化是以渐变的方式完成的，其先与后之间，并不存在不可渡越的壕堑，更无断裂。他以扎实的史料追寻悬示出问题：“二十世纪文学”的提法固然纠正了将新文学与晚清文学相割裂的偏失，但如果昧于一个大时代复杂的情实并处置不当，那是不是会造成新的割裂？晚清之前该如何处置？再往前，20世纪文学与19世纪文学又是否能分为两橛？
有些人受费正清“冲击—回应”说的影响，视近代小说乃至近代文学、文化为西方影响的派生物。我们无意否认，但仍要强调小说自有其传承发展的理路与节奏，就是除了西方还有中国，并且其“被压抑的现代性”可能孕育得更早一些。有学者指出，明人思想中就含有“近代性”，甚至朱子的理气论部分也可归于“近代”，而阳明学将人的主体性置于社会性前，其分视人的存在意义与社会使命的做法，深刻影响了公安三袁，是更具近代特质的事例。有人还进而将宋元也纳入进来，以为其时小说从观念到文体都走向独立自觉，既突破了“实录”的传统，又融入更多世俗元素，并形成了不再依附其他文类的稳定体式，编写者的专业化程度也有明显提高。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上变“崇雅鄙俗”为“雅俗不弃”与文体上变“言文二分”为“言文合一”互为因果，使得作家极易受新起观念的支配，并不再以唐人“宵话征异”式的自娱为满足，而发展出一种欲使“上下通晓”、“世俗咸知”的成熟的读者意识。这种意识与近代作者“庶使阅者诸君不致生厌”，“一编在手，万虑都忘”的观念显然声息相通。此所以，如施蛰存《西学东渐与外国文学的输入》就以为，其实那个时候的小说已开启了中国小说的近代性，“近代型的小说早已出现于宋元时代”。
域外研究者也如此。就对近代中国的研究而言，在保罗·柯文针对费氏“冲击—回应”说，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前，已有詹姆斯·佩克和弗朗西斯·莫尔德对其观点提出商榷，魏斐德、史景迁等人对这一阶段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连贯性”的讨论更为许多人所熟知。即就近代文学乃或近代小说而言，也有韩南原本研究古代小说，后转入现代，当其晚年着手近代小说研究，能从费氏的模式中突出，敏锐地注意到中国自身的小说传统在近代的演变，还有近代作家如何吸收自身资源，进行新的实验。他的意思显然是，各种文明的碰撞既是必然的，也是相互的，忽视中华文明独立发展的自发秩序，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小说创作。
回到这部编年史，个人的感觉，作者其实并无意于排斥20世纪文学这个概念，他是想在更宏阔的历史河床上，用信实的资料，开显出特定历史阶段小说发展的真实的进程。联系世纪初学者们对近代文学“本位观”的强调，还有对近代文学不同于现代、古代文学的讨论，譬如在中西之学的继承与择取过程中，它所显现出的内在的对峙与紧张，它那些不能为忧患意识、淑世情怀及其他“新文学叙事”所概括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做法更具建设性。
或许有人会问，提出一个好的论说框架大有益于规律的揭示，应该是文学史研究的最高目的。我们自然期待这种规律能尽早地为人掌握，但作者的工作恰恰昭示了，有时候，揭示现象和细节比揭示规律更重要。这种“过程史”、“经验史”和“总体史”的研究理念与方法，显然比我们所熟悉的“观念史”更能让小说史从一种单纯的时间历史转向空间历史，从一种表层平铺的历史转向立体深描的历史。
最后，对照作者曾发愿要取得足够多的点来勾画小说发展的历史曲线，我想说的是，他可能没意识到，其实他现在的工作已远远超出了原初的预期。更为重要的是，它以自己开放性的多维指涉，已经为推进研究的整体提升提供了契机。即它不仅立体地展示了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帮助人形成对中国小说的完整认识，实际还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态与心理，因为近代小说是中国开启现代型社会的起点，是中国历史与文化转型的见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家们对这部大书的评价是准确的：这不仅是一部立体的历史，实际上还是从小说角度切入的中国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
学林（2014.11.28）|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范式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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